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邱江宁教授
摘 要：与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背景相呼应，元代一统文坛格局的形成经历了四轮南北大融合：第一轮在1260年前后，是西域文人群崛起的重要基础；第二轮包含北人南下和南人北上两个过程，分别在1278年、1286年左右，前者推动了元曲南移进程，后者推动了元代中叶正统文坛的南北融合；第三轮以延祐首科（1315）为标志，以馆阁文人为主导的元代中晚期文坛格局得以形成；第四轮在“至正更化”前后，1340年到1352年左右，元末正统文坛因之而有中兴之势。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不仅使其文学格局走向大一统，更影响了元代文学的审美追求，使其呈现出“清丽”“清和”“粹密”等风貌特征，推动了元代文学臻于多元平衡后的彬彬之盛，无论是融汇过程还是其结果，皆有着不容掩抑的意义。
关键词：元代；政治危机；文坛格局；四轮南北融合
与其他朝代相比，元代文坛一直存在着南北融合的问题和话题，这个问题在近十年的元代文学研究中越来越成为学者们讨论和关注的重心。在现有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元代的南北融合问题视为一个笼统的背景，没有细化元代“南北”概念的阶段性情形，从而对元代南北融合问题之于元代文学的复杂影响缺少较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元代“南北”两个字的含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元朝的一统进程在所指内容上逐渐发生变化。蒙古崛起西北，以“北”为尊，蒙古人自然归为北人，追随他们进入中原的西域人，也算北人。对于蒙古人而言，金朝位于南边，蒙古攻金是南下，所以宋子贞在给耶律楚材写的神道碑中称“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趣向之不同”，句中的“南北之政”是指蒙古与金朝的统治模式，蒙古政府被视作北廷；而那些出入蒙古朝廷用事、与蒙古人结为股肱的“诸国之人”，多指称西域色目，相对于耶律楚材以及宋子贞而言，他们是北人。江南一统后，“南”一般都指南宋治下的区域和人民，“北”的概念则需要重新框定，多用以泛称元朝治下的北方区域和蒙古人、色目人以及归附的契丹、女真和北方汉人等群体。所以，元朝的南北融合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元朝中原与塞外的一统格局逐渐形成背景中，多个民族、多元文化相互包容融进的现实反映。这种社会现实折射到元代文学的发展格局与进程中，不仅使其文学格局逐渐走向大一统，更深深地影响了元代文学的审美追求，使其呈现出“清丽”“清和”“粹密”等风貌特征。综观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情形，有过四轮南北大融合：第一轮发生在1260年忽必烈称汗之后；第二轮发生于1276年江南一统之后；第三轮发生于1314年延祐首开科举之后；第四轮发生于1340年“至正更化”之后。而每一轮融合的发生都与最高统治阶层的政治危机密切相关，在危机的刺激影响下，由于统治阶层的积极作为，精英士绅的斡旋和参与，整个社会南北多族人们相互学习，共同推动了元代社会以及文坛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一、第一轮南北大融合与元初北方文坛格局
元代第一轮南北大融合发生于当时的北方社会，“南”代表金源文人为主的中原臣民，“北”是指蒙古和色目贵族为代表的游牧统治者群体。这轮南北融合的发生与忽必烈统治集团面临的汗位继承合法性危机密切相关，融合的结果不仅使得金源文人成为当时文坛的绝对主角，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为西域文人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59年8月，蒙哥汗在重庆合州钓鱼山突然去世，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举行忽里勒台大会，宣布为大汗，而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紧接着在和林宣布为大汗。就汗位继承的合法性以及支持力量的对比情形而言，尽管忽必烈得到了东、西道诸王的拥戴，但支持阿里不哥的西北宗王较支持忽必烈者为多。面对宗王们的有限支持，忽必烈不得不寻求汉地臣民更广泛的支持。1260年，忽必烈通过金源文人王鹗草拟的《即位诏》向中原民众表示，蒙古人在崛起的50余年间“武功迭兴”而“文治多缺”；渡江之后，新政府将“祖述变通”，期望与包括中原臣民在内的“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共兴天下大业。初建元王朝的蒙古、色目高层对待中原的态度有了巨大转变，不仅大力拧转蒙古早期攻城掠阵、大肆屠戮的做法，而且努力推行汉化。《元史》载，至元初，“以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至元八年（1271），成立国子学，“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1274年伯颜等受命攻宋前，忽必烈告谕说：“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另外，追随和支持忽必烈入主中原的西域贵族们在理解和顺应忽必烈和解意愿的同时，也努力推进西域群体的汉化。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统治者在自身面临重大政治危机之际，选择与中原民众和解，这是元代南北融合的重要政治背景，也正是这一重要政治背景才有了蒙古、西域贵族第一次大规模汉化。此事的文学史意义在于，蒙古、色目贵族和解的对象是中原臣民，而他们学习的老师则主要是以金源精英为主的群体，所以在这一轮南北融合过程中，一方面作为老师的金源文人群成为元初文坛格局中的绝对主力和主盟者；另一方面，金源文人培养的西域子弟日后成为元代西域作家群的生力军。
▲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就金源文人群而言，早在忽必烈潜邸金莲川时期，由于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的愿景，那些立身于金莲川潜邸的人们，理解和配合忽必烈的意图，“征四方名士”，“召遗老于四方”，于是活动于各个世侯区的金源文人大举北进，成为金莲川潜邸文人群的重要来源。这些从忽必烈潜邸时期即获起用的金源文人，形成了“士乐得所依，连汇以进，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的内部机制。直到大德（1298—1307）时期，朝中的文化权力依旧为金源文人所把控：“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国子监，职诰令，授经籍，必遴选焉。始命，独东平之士什居六七。”元初文坛由此基本成为金源文人的主场。元初金源文人的精神领袖实际是元好问。如顾嗣立指出，“元兴，承金宋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不仅有顾嗣立所提到的郝经、刘因，还有阎复、徐琰、徐世隆、王磐、王恽等一批金源优秀文人。在元好问的指引和表率下，一方面，金源文人秉持元好问提出的“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理念，对金源文献竭尽所能地保存与整理；另一方面，金源文人在元好问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理念指引下，以孤臣孽子心态面对现实，创作上大放异彩。而且，金源文人的孤臣孽子心态使他们很好地把握了元代社会第一次南北融合的契机，借助蒙古、色目贵族们切望融入中原的心理，他们成为蒙古、色目贵族们的主要导师群体，这使得他们在致力于“用夏变夷”愿景实现的过程中，又以理所当然的气势、抱团成群的态度把持了中统、至元时期的元代文坛。
▲元·元好问《中州集》（明·毛晋汲古阁本）
由于金源文人群的努力，元代西域文人群体努力成长并融入到元初文坛格局的建构中。第一代华化的西域家族如廉氏、偰氏、康里氏、马氏等，他们的子弟辈在之后成长为元代西域作家群体的中流砥柱，甚至堪与中土作家比肩争锋。如廉希宪之子廉惇，著有《廉文靖集》，留下诗作273首；廉希宪的外孙贯云石，是元代最优秀的散曲大家之一。偰氏子孙则在元代创造了“一门九进士”的科举奇迹；康里氏之子巙巙不仅“以文学雅望重当世”，而且“字画尤精”，与赵孟頫齐名；马氏后代马祖常不仅在科举考试中拔得头筹，且是延祐后引领风气的文坛巨擘。就西域作家群的创作情形而言，据杨镰先生统计，约计200余人。排除一些不能太确定族属的作者，则至少百余位，这些作者创作的诗歌3585首；文章433篇；散曲有小令168首，套曲17套；词22首。清人王士禛认为：“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另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全真教门人弟子群在元初文坛南北融合中的影响。尽管全真教在忽必烈政权格局中大受裁抑，但作为最早获得蒙古统治者信任的汉地宗教，全真教对于蒙古治下时期的北方文学以及元初文坛格局有深远影响。如色目贵族不忽木留下的唯一一支套曲《仙吕·点绛唇·辞朝》云：“但得黄鸡嫩。白酒熟。一任教疏篱墙缺茅庵漏。则要窗明炕暖蒲团厚。”茅庵、蒲团等意象直接与全真教教徒的修行气质有关，这不仅说明全真教在元初社会的深入情形，还展现出元代文学创作的多民族融合情形。更值得指出的是，丘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等全真教徒前往觐见成吉思汗的历程实际颇为类似于元代“南人北上”情形，他们创作的纪行作品充满“非复中原之风土”的气息。而这种表现“非中原风土”的创作在忽必烈建立一统南北的元朝之后，更成为这个时代极为典型而独特的内容，就这个意义而言，全真教的创作翻开了元代文学创作的新篇章。二、第二轮南北大融合与元代大一统文坛格局的建构
元代第二轮南北大融合是当下研究者普遍意义上认知和关注的南北融合。“南”指南宋治下区域，“北”指蒙古统治区域，元代第二轮南北融合的发生与元代南北大一统的社会背景有关，是四轮南北融合中意义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一环。这一轮南北融合包含了北人南下和南人北上两个过程，依旧与蒙古统治者的统治危机感密切相关。这轮南北融合，由于人口最多、文明程度最高的南宋的加入，元代的文坛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蒙古人以数十万众崛起西北，通过“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等过程不断壮大自己的统治力量，但到至元十三年（1276）平定南宋之际，蒙古治下区域人口数尚不及南宋的四分之一，而且南宋治下区域文明程度高，水陆交通便利，经济繁荣。蒙古人平定南宋之初，期望全面接管南宋治下区域，因此，在至元十五年（1278）八月，元廷下令“追毁宋故官所受告身”。所谓告身，即委任状，这句话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是元廷在江南一统局面已定的情况下，全面接管江南事务的各种动作和举措的集中反映。由此，北方朝廷大量淘汰南宋官员，并代之以北方官员，从而造成北人大举南下的风潮，这客观上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在这一轮北人南下的风潮中，“负贩屠沽之辈，臧获厮役之才，或受皇宣，或膺敕札，填街塞市，车载斗量。望江、淮而去者，皆怀劫掠之心”，相当程度地导致了江南地区的民生凋敝。这也使蒙古统治高层意识到，如果不能选任“南方晓事耆旧及清望有风力人员”参与管理，则不仅不能使江南一趋于治，而且会使国家一统的局面深受影响。在深感江南并未真正归附的管理危机之下，北方朝廷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拜程钜夫为嘉议大夫，令其江南访贤，向整个江南士绅阶层释放友好的政治信号。而随着赵孟頫等江南名望之士的北进，江南士人掀起北进高潮。正是代表着最高农耕文明水平和最多人口的南宋治下区域臣民的参与，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才算真正打开局面。第二轮南北融合风潮推动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以北方作家为领袖，南方作家为创作主体的南北作家合流的创作群体。元曲中心的南移与北人南下风潮关系非常大，刘大杰早就指出“元朝一统以后，杂剧的发展，完全移到南方，北方几乎中绝了”。在北方官员南下的风潮中，北方剧作家、批评家和演艺人员纷纷南下，关汉卿、马致远、乔吉、郑德辉、珠帘秀等大家都在其中。但是“杂剧这种文学……一入南方人的掌握，便丧失了他本来的风度与精神，而步入了衰颓的机运”，取而代之的是散曲创作的繁荣，这其中，贯云石的作用非常大。据《全元散曲》统计，贯云石有小令79首，套数8首，是西域作家中数量最多的；除了本人大量参与创作外，贯云石还与这个时期散曲创作的代表人物诸如张可久、乔吉、徐再思、杨朝英等人每以乐府唱和。这些人中，张可久有小令853首，套曲9首，是现存散曲数量最多的；乔吉有小令209首，套数11套；徐再思有小令103首；这几位曲家所存散曲作品约占现今所存元散曲数量的三分之一。杨朝英编有《阳春白雪》10卷，前集5卷为小令，后集5卷为套数，共选七十余家散曲；杨朝英另外又编《太平乐府》，元人散曲多赖杨朝英此二书保存和流传。贯云石还关注其时散曲的发展动向，他留下的两篇关于散曲的序言，《今乐府序》是为张可久的散曲作品集写的序；《阳春白雪序》是为元代最早一部散曲选本作序，都颇具典型意义。可以说，贯云石借着其身份、才华以及影响力有效地推动了杭州为中心的元代散曲创作群体的形成。就创作气质而言，南移后的元曲没有继续元杂剧在北方的辉煌，而是在南方文化的浸润下催生了元散曲的繁荣。如所周知，繁荣于北方的元杂剧以“显而畅”为宗旨，认为“惟曲尽而无遗，乃人情之真谛”，在形式上注重叙事、讲究铺排、要求表达口语化。发展于南方的散曲与元杂剧的艺术追求和艺术表现不同，它在贯云石、张可久等为代表的南北文人群体的推动下，以清丽为审美追求，以小令为主，“以破有、破空为至上之品”，讲究意境，不粘实景，虽具事之首尾，却追求言外之余味，最重要的是要有“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的风格。所谓“清”，要求“瘦至骨立，血肉销化俱尽”，讲究曲律和音韵，注重结构，强调炼字，务求干净澄彻，了无杂音；所谓“丽”，则是“句高而情更款”，要求文字整饬而雅丽，情感抒发“圆溜潇洒，缠绵蕴藉”。“清丽派”代表张可久的著名作品《南吕·一枝花·湖上晚归》，“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比周德清认为“万中无一”的《双调·夜行船·秋思》，还要清劲、纯粹，堪为“古今绝唱”。值得注意的是，在张可久成为备受推崇的一代曲家背后，除了贯云石、杨朝英等一大批散曲作家和爱好者的推重，还有撰写《中原音韵》的周德清以及为其站台的琐非复初、虞集、欧阳玄等西域贵族和馆阁高层的呼和。张可久清丽曲风的形成，不是他一人追求所致，诚如琐非复初所论，“不独中原”“不惟江南”，乃“天下”和“当时”南北多族文人共同推动的结果。在第二轮南北融合进程中，与北人南下风潮相对应的是南人北上风潮。以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江南访贤为节点，随着赵孟頫等江南名望之士的北进，南方士绅掀起北进高潮。在南方儒士大量北进，并对蒙古统治者有所影响的过程中，以江西吴澄为领袖的草庐文人更是深切地推动了元代北方文坛格局的变化。据统计，吴澄所在的江西抚州，进士数居江南诸路的第2名，比南宋时期的第13名提升11个位次。草庐学派成员“在精研经义的同时，能够而且愿意肆力于诗文”。从程钜夫开始，在元代文坛获得巨大声誉的江西文人，吴澄、虞集、揭傒斯、范梈、傅若金以及周伯琦、危素等，都是草庐派文人。江西文人的成绩严重地冲击、甚至基本改变了此前以金源文人为主的元初文坛格局。除了江西文人群体之外，诸如赵孟頫、贡奎、袁桷、邓文原、黄溍、柳贯等优秀南方文人都在三四十岁之际到达大都，“弥纶文化”，“整饬一代之言”。这其中，赵孟頫之于南北多族文人的融合以及元代文化包括书画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说具有标志性和旗帜性的意义。综合赵孟頫在元代的文艺成就和文艺复古精神及宗旨，从表面看来是对南宋创作蔽习的革新，实质是新王朝复古精神的折射和集中反映。与唐、宋两个中原王朝背景不同，元代复古思潮的兴起是二百年割据战争结束之后，游牧民族统治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南北四境、多政体、多民族一统背景下的产物，它所牵涉的政治背景、意识形态、社会阶层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比起唐、宋来说，要复杂、广远得多。除了与唐、宋古文运动文以载道、服务于现实的精神一致外，一统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的大元王朝在复古的宗旨上更加强调法度纲常的恢复、强调法度森严基础上的自由、通达与调和。赵孟頫提出的复古主张是宗唐溯古，宗唐是为敷衍把持北方文坛的金源文人，目的是期望溯古。其本质精神与元好问的文艺创作追求相呼应，力图以反映现实、表达现实的精神来扭转由于长期战乱、割据造成的声教不通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消化，进而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一统王朝创作风貌。正是借助在文艺领域掀起的复古创作理念，赵孟頫以及南方文人得以逐渐融入北方，成为推动元代文坛多元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第三轮南北大融合与元代大一统文坛的形成
元代第三轮南北大融合以延祐首科（1315）为标志。长期以来，人们诟病元朝的一大理由便是它建国百年而不兴科举。客观而言，科举考试在元朝难以推行固然与其游牧民族作为统治者、以武功起家的社会背景有关，但元朝迟至中叶才推行科举考试也有其必然原因。其一，元王朝生产模式多元，有着跨文化、多族群共存的典型特征，且海、陆丝绸之路大开，与包括四大汗国在内的世界多方往来，事务极为浩繁，以按照农耕和定居文明形态而设置的科举考试来选拔管理元朝的人才，一时难以匹配。其二，科举以儒家经典或者中华词赋之学作为选拔人才的内容，如果建朝初期即推行科举，明显忽略了蒙古、色目两个地位更高的社会群体。其三，在南宋没有一统，尚无大量南方士子大举北进之前，科举取士的问题并不迫切。其四，元朝建国初期事务浩繁，需要大量实干的吏员，诚如虞集所指论：“我国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内，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钱谷转输期会，工作计最，刑赏伐阅，道里名物，非刀笔简牍，无以记载施行。而吏始见用，固未遑以他道进仕。”所以，虽有理念和想法却不擅实干、不解民情的儒士，并非务实的元朝尤其是其建朝初期所急需。但是，到了元代中叶，当国家一统，多族文人群体并存的局面已然成型，二代、三代蒙古和色目群体在汉化程度上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且国家在用人制度上也惩于吏弊、大量南士无所施用、拥有最多人口的南方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科举考试的推行在所必然。元代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考试核心内容，而探研程朱理学的重镇在南宋治下区域，广大南方儒士是程朱理学的主要研习群体。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程朱理学上升为官学，并成为“天下之学”，这大大推动了南北多族人群研习程朱理学的热情，也侧面推动了蒙古、色目群体的汉化进程。科举考试的推行为元代中叶整个社会的南北多族融合找到了一个支点，文化上的南北深度融合由此展开。综观元朝的科举考试，它一共举行了16届，基本上将南北多族文人中的精英选拔出来，这些人也陆续成为元代中、晚叶的文化和文坛的中坚与主导力量。以延祐首科为例，会试主考官：李孟（北方汉人）、张养浩（北方汉人）知贡举，吴澄（南人）、杨刚中（北方汉人）、元明善皆与焉；廷试官员乃李孟、赵世延（色目）、赵孟頫（南人），一时南北人杰皆在其中。延祐首科共取士56人，有元一代文坛著名者如马祖常（色目）、丁文苑（色目）、张起岩（北方汉人）、许有壬（北方汉人）、欧阳玄（南人）、黄溍（南人）、杨载（南人）等赫然在列。这些人基本都是南北多族文人的精英代表，又每每成为衡裁天下士子的座师盟主，执掌着衡文天下的权力。张养浩和元明善又在延祐五年（1318）同知贡举；孛术鲁翀（女真）于泰定元年（1324）同知贡举、会试官，于至顺元年（1330）同知礼部贡举；而马祖常曾两知贡举，一为读卷官；欧阳玄曾“三任成均，而两为祭酒”，“屡主文衡，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干文传（南人）在江浙、江西乡试中，“主其文衡者四，所取士后多知名”，等等。一届又一届主考官和进士们的审美好尚，持续、连贯地影响着元代的文坛风气。延祐科考之后，元代中晚期的文坛逐渐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馆阁文人为主导，天下文人辐辏拱合的特色。在南北多族馆阁文人的共同推动下，元代文学在审美倾向和创作追求上体现出更为高远且符合时代的“清和”特征。何谓“清和”？“清和”之“清”与前文所论“清丽”之“清”略有区别。“清丽”之“清，是淬炼杂质，趋于关注形式上的雅致；“清和”之“清”，是澄清视野，强调的是理念上的清朗。虞集在《天心水面亭记》中有一段非常形象的表述：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风来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则不足于东，既亏则不足于西，非在天心，则何以见其全体？譬诸人心，有丝毫物欲之蔽则无以为清，堕乎空寂则绝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汩汩，一日千里，趋下而不争，渟而为渊，注而为海，何意于冲突？一旦有风鼓之，则横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则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动之风，其感也微，其应也溥，涣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诸人心拂婴于物，则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过，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于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天心水面亭记》是天历三年（1330）虞集奉元文宗之旨而作，内容源于文宗与其最信重的三位馆阁文臣虞集、柯九思、李泂进行的一场山川形胜之论。而“天心水面亭”本是李泂在济南大明湖边的亭子，名字取自邵雍诗句“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虞集即借“天心水面”的题意，站在南北融合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清和”论。虞集认为月至天心，方能朗照四境；水若至平，方可涣然生纹。譬诸人事，如果能摒除物欲之偏狭与遮蔽，才能以清明澄澈之心发见世界之全貌；如果能趋下而不争，无意于冲突，则能如水一般，溥畅明达，涣然成章。尽管虞集的“清和”论提出于1330年，但迟至1343年开修的三史，其“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撰修理念，与“清和”论可谓一脉相承，这或许也说明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文化追求与面貌。虞集的“清和”理论用之于作文，则“主之以理，成之以学，即规矩准绳之则，以尽方圆平直之体，不因险以见奇也；因丝麻谷粟之用，以达经纬弥纶之妙，不临深以为高也”；为诗则“陶镕粹精，充极渊奥，时至而化，虽若无意于作为，而体制自成，音节自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元·虞文靖公像（虞集，1272—1348）
馆阁文人领袖虞集所提出的“清和”创作理念与追求，借助科举考试的力量，成为时代的审美追求而被广泛推演。后至元三年（1337），建阳蒋易裒辑元代南北多族“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山林闾巷韦布之士”155名诗人的作品，总成《皇元风雅》30卷。蒋易的择诗倾向非常清晰地践履了虞集所追求的“清和”理念：择其温柔敦厚，雄深典丽，足以歌咏太平之盛；或意思闲适，辞旨冲淡，足以消融贪鄙之心；或风刺怨诽，而不过于谲；或清新俊逸，而不流于靡。可以兴可以戒者，然后存之，盖一约之于义礼之中而不失性情之正，庶乎观风俗、考政治者或有取焉。是集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山林闾巷韦布之士，言之善者靡所不录，故题之曰《皇元风雅》。
《皇元风雅》将虞集的“清和”理念细化为“温柔敦厚，雄深典丽”，“约之于义礼之中而不失性情之正”的编选原则。这一原则被戴良进一步阐述道：“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远，则能优入乎周德之未衰”，“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具有清通平和的气象。在创作风格上，没有南北地域之差异，只有山林、馆阁之不同。谢升孙解释这种无南北高下差异的风格道：“吾尝以为中土之诗，沉深浑厚，不为绮丽语。南人诗尚兴趣，求工于景间，此固关乎风气之殊。而语其到处，则不可以优劣分也。”也就是说，当人们的创作摒除南北优劣之分，与时高下，都能“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泽之深”，便走向了所谓的“清和”之境。大量通读元人作品集之后的清人顾嗣立也认为谢升孙的观点“深得元人流派，具见论诗之识”，确实道出了元代文坛无论作家、批评家都共同追求的“清和”情形。四、第四轮南北大融合与元代一统文坛的继往开来
第四轮南北融合时间在元顺帝“至正更化”时期，大约从1340年到1352年左右。这一轮南北融合尽管“至正更化”算得上是蒙古统治阶层的一次断尾求生的变革行为，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在“更化”期间，皇帝用功读书，注意节俭，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主政者脱脱治国有方，“中外翕然称为贤相”，故汉儒们“知无不言，言无顾忌”。而且元廷对汉儒、南人的重视与示好态度也深深地激起了士人对蒙元政府的认同与忠诚。史载：“十二年三月，有旨：‘省院台不用南人，似有偏负。天下四海之内，莫非吾民，宜依世祖时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学者，皆令用之。’自是累科南方之进士，始有为御史，为宪司官，为尚书者矣。”这在元朝自忽必烈以来的用人政策上是破天荒的，朝廷这种用人理念的重大更化，不仅较大层面地推动了南北多族的文化融合，而且极大地刺激了元代精英阶层对元蒙政权的认同，淡薄华夷之辩。这种社会情绪和热情反映在创作中，表现为精英文人对国家和社会秩序有较为清晰的作为意识，使得元代中期大一统文坛局面得以继往开来。一方面，蒙古统治者为了缓解危机一定程度地打破了祖宗定制，让汉人、南人参与到实际管理中，这种政治权力的释放对文坛建构的作用非常大。在“至正更化”过程中，老一辈馆阁重臣如朵尔直班、康里巙巙、欧阳玄、揭傒斯、许有壬、李好文以及名声赫著却晚入馆阁的黄溍等继荣续盛，他们的文坛影响自不待言。而更让人瞩目的是新一代典型，如周伯琦“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贡师泰由吏部侍郎拜监察御史，苏天爵位至中书省参议，危素由经筵检讨升至中书参知政事，张翥仕至翰林学士承旨等等，令人感慨“文章华国，千载一时之遇”。这些新一代典型作为前面几轮南北融合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宠遇不仅激起汉儒们对蒙古朝廷更强烈的认同感，而且他们作为奎章阁时代被寄寓厚望的年轻一辈，借助“至正更化”的契机，迅捷地成为京师文坛的主盟者。另一方面，“三史”修撰“各与正统”的修撰理念促进了南北多族文人的深度融合。自元初开始，元朝南北各族文人即围绕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的问题争论不休。总裁官脱脱提出的“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理念，不仅对“三史”的开修和顺利进展发挥了积极有效的影响，更使得南北多族精英文人被迫以平等的态度去观照和书写其他民族的历史。对于元代文坛而言，“三史”的开修用政治的手段，从更为务实的视角为南北多族文人打开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与此同时，也使得南北多族精英文人切磋砥砺，形成自己时代的创作特征和创作大家。如危素，即为典型。在《宋史》修撰过程中，危素担任“访摭阙遗”和“编劘分局，汇萃为书”的工作，是用力最多者。而经过修史的磨砺与训练，危素的文章“气格雄伟，风骨遒上”，于是“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显白先德者，皆造公门”，危素成为“陵轹一时”的文坛领袖。借助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文坛影响，危素“累持文衡，考试多士”，使其位至“通显者甚众”；非以考试成名者，如色目诗人迺贤辈以及明初文坛领袖宋濂、王袆辈，皆辐辏拱拥，“入其门而尸祝之”。不仅是危素，诸如巙巙、苏天爵、贡师泰、张翥、余阙、周伯琦等人，对于晚进后学者，“必教之以不能，劝其所未至，增而益之，开而大之，使各成其才德也。才德既成，靡不适用，然后称道而荐达之”。而且，在“至正更化”所发生的元末社会崩溃背景中，那些京师文坛核心文人往往任实职于地方，他们的努力作为意识使他们更积极地与地方文人往来：像贡师泰于至正十五年（1355）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十九年（1359）又以户部尚书监督漕运，直至二十二年（1362）离开，二度入闽，居住近三年，不仅留下《闽南集》《三山稿》等诗文集，更令七闽之士“奔走杂沓，以俟进于门下”；像周伯琦至正十七年（1357）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前往平江招谕张士诚，被张士诚扣留，拜资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直至张士诚败亡，滞留吴中十年，与吴中文人往来款洽，等等。这使得元末文坛不仅有以泯没南北差异，更逐渐消弥了馆阁与山林、京师与地方之间的鸿沟，熙然而现中兴之势，其余波所及，甚至牢笼有明初期文坛。
就文化与创作的内在渗透与融合程度而言，发生于至正十一、十二年间，京师南北馆阁高层文人们以序跋的形式，对葛逻禄诗人廼贤《金台集》的推崇与鼓励，即深刻地体现出南北文人在文化上的内在认同和文风上的深度融合。按时间先后，为《金台集》题序作跋的有危素、欧阳玄、李好文、贡师泰、揭傒斯、虞集、黄溍、程文、杨彝、张起岩等馆阁名流，危素是发起者和张罗者。这一方面凸显了危素的文坛地位，另一方面更显见出危素借此事推动南北文风深度认同与融合的内在动机，所以受到危素暗示的人们都在序言或题跋中强调迺贤的色目血液。一众序跋中，很值得引为讨论的是李好文对葛逻禄诗人廼贤创作风格的评价。他在《金台集》序言中写道：
诗，葛逻禄易之所作。易之，西北方人，而天地精英之气所赋若是，然宇宙之广，土域之大，山川人物风俗之异，气之所受，固不能齐也。尝爱贺六浑阴山《敕勒》之歌，语意浑然，不假雕刿，顾其雄伟质直，善于模写，政如东丹突欲画本土人物，笔迹超绝，论者以为不免有辽东风气之偏。惟吾易之之作粹然独有中和之气，上可以追媲昔贤，下可以鸣太平之治，温柔敦厚，清新俊迈，使人读者隽永而不厌，兹非圣人之化仁义，渐被诗书礼乐之教而致然耶？吾闻易之不喜禄仕，惟以诗文自娱。其来京师，特以广其闻见以助其诗也。
李好文在序言中认为，廼贤的创作有中和之气，他既不乏贺兰阴山《敕勒》歌的浑然天成，又能淘洗淬炼了自己身上雄伟质直、不假雕刿的游牧气质，进而走向了“温柔敦厚，清新俊迈”，具有“隽永而不厌”的文雅精致。廼贤所属的葛逻禄氏是6—13世纪中亚的一个操突厥语的游牧部落，随着蒙古人的西征进入中原。廼贤家族起初定居河南南阳；但到廼贤出生时，他家在浙江庆元定居已三世。廼贤的同学王袆云“合鲁实葛逻禄，本西域名国。而易之之先由南阳迁浙东已三世”。廼贤不像先人那样“便捷善射，又能相时居货，媒取富贵”，而是“渐被诗书礼乐之教”，“以诗文自娱”。不过，廼贤对自己民族乃至整个游牧文化又有着深刻的探寻与认同情怀，他将浙东学术考镜源流的路径用于自己的寻根之旅，写成《河朔访古记》，令南方士子既慨叹其激烈，又叹赏其博雅，无论是为人作文，廼贤都体现出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气质。除了李好文对廼贤诗倍加欣赏外，欧阳玄也认为其诗“清新俊逸，而有温润缜栗之容”；黄溍还认为迺贤创作成功的原因在于以“平生之学，悉资以为诗”，故其诗“言必发乎情，辞必称乎事，不规规焉务为刻雕藻饰，以追逐乎前人，而自不能不与之合也”。归根到底，廼贤的创作风格反映出南北融合风气影响下的创作风尚和审美追求，诚如最懂迺贤且最欣赏迺贤的危素所指出，迺贤诗“清丽而粹密”，不是早期华化者们那种不善雕饰的质直气质，变得规整、缜密、干净，而这也是南北多族文人多次融合，相互学习、共同接受和认可的风格。
在传统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南北大分裂，一次是自东汉末直至唐朝一统时期，还有一次是自北宋灭亡到元朝大一统时期。对于唐朝南北一统之后的文化繁荣景象，人们不吝赞美之词，而对于元代社会南北一统之后的文化繁荣景象，则显得疏离隔膜。在多少有些根深蒂固的“元代百年不兴科举”“元无诗”“元无文”印象中，元代社会南北多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元代文学格局的一统情形和审美风貌的独特追求，被极大程度地遮蔽和漠视。事实上，元人不仅不无自得地认为“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对于其他创作领域的成绩，他们也自诩甚至。在元人看来，“我朝之词章也，因一代之词章而知一代之盛治”，元朝“混一海寓，疆理万国。有三代所无之天，则必有三代所未有之词章。兼以承平百年，教化浃洽，洋溢发越，形于声歌”，其盛隆之象自不待言。可以说，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同样推动了元代文学的极大繁荣。在这个繁荣过程中，由于统治者的积极推动作用，南北多族人们主动进行文化上的相互吸收与融合，推动了元代文学臻于多元平衡的彬彬之盛，从而使其文学格局和审美风气走向大一统。